終于盼到了《蕭乾全集》的首發(fā)式！
當我捧回那七大卷沉甸甸的全集時，別的事就什么都不想干了，如饑似渴地翻讀著全集中那些平時沒有讀到的作品。結(jié)果，已經(jīng)發(fā)誓不再開夜車的我，還是破禁開了夜車，可謂飽嘗了一頓文學審美大餐！
閱讀文學作品，尤其是散文作品，常常有這么兩種感覺：有的作者似刻意要寫一篇(部)得意之作，因而感覺到他的嘔心瀝血，絞盡腦汁，讀者在欽佩他的精神之余，也一同體嘗他的艱辛；另一類作家則不同：信手拈來皆文章，寫來毫不費功夫。前一種是刻苦型的作家，后一種則是才子型作家。蕭乾即屬于后者。你看他：小說、散文、隨筆、游記、雜文、通訊、小品文、論說文……哦，還有翻譯，可謂“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而且他的文筆或凝重或輕快，或譏諷或詼諧，或粗獷或細膩……真是多姿多彩。難怪巴老把他與沈從文、曹禺并立在一起，視之為他的朋友中三位最有才華的作家。
由于他的文采的魅力，筆者從中學起就開始仰慕蕭乾了！可惜很不巧，我來北京上學不久，他就落了難！20年后直到他在文壇復出時，才有機會面識他。那是70年代末了。當時《世界文學》發(fā)表了他翻譯的易卜生的劇作《培爾·金特》片斷。我趁此機會以該刊編輯的身份去拜訪他，以實現(xiàn)我的久蓄之愿。他當時住在天壇東街一套小二居室里，他的書房是一間不到9平米的斗室，不消說，被書堆得滿滿當當。我們的交談就是在這間斗室里進行的。他始終笑容可掬，和藹可親，使我一開始就消除了由于輩分不同、身份懸殊而產(chǎn)生的拘謹，很快處于無拘無束、談天說地的自由氣氛中。他對別人沒有心理設(shè)防，對年輕人也不存“忘年”障礙。聽不到他對以往自己遭遇不公的詛咒，只在我把“文革”中的眾生相與魯迅挖掘“國民性的弱點”相聯(lián)系時，他才報以會心地一笑。他顯然經(jīng)歷了太多，達到大徹大悟，超越生死恩怨，進入了“佛性”的境界。
但當話題一回到文學的時候，他立刻就又興奮起來。他在這方面的言論對我最有教益也最難忘記的是這樣一席話：編輯一本雜志與編輯一本書是不一樣的；編雜志要求有前瞻性，因為雜志是引導文學前進的。他的這番話使我在日后的編輯工作中注意從宏觀上把握當代文學的基本走向，以致直到今天我有時被邀請去外面講課時，還有諸如《現(xiàn)代西方文學的大走向》之類的題目。
聆聽了蕭老這半天的談話，加強了我的這樣一個觀點，即在我們當下的社會里，一個一帆風順的人是很難有完善的人格的。但這樣的人格在那些經(jīng)歷過痛苦磨難的人身上，倒容易見到，這正如尼采說的：只有經(jīng)歷過地獄磨難的人才有建造天堂的力量。如今當我捧讀這七大卷《蕭乾全集》時，切切實實地感覺到作者的這種力量。也因此蕭乾先生的形象成了我記憶中的一道重影，無論多長的歲月都沖淡不了。(來源：中華讀書報/葉廷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