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曉暉
早有人給香港下了結論，說香港是個文化沙漠。對此，我經常感到困惑：中國是東方文化的發(fā)祥地，英國是西方文明的標志性國家，為什么香港卻是一塊沙漠？這有點象一個有文化的母親和一個有文化的父親生出來一個沒有文化的孩子，讓人覺得有點奇怪。
今年三月，我有機會在香港滯留了一段時間，在煙雨迷蒙的季節(jié)里品味這個城市，分辨它的文化，捕捉它的氣質與精神，這是一件費力氣的事情，但很有意思。
三月的香港到處是雨，雨中的香港到處是文化。三十七個圖書館，三百一十多萬本圖書，二十多萬部視聽資料，隨時等候服侍香港人的精神。大會堂，香港文化中心，高山劇場等文化場地每年有三千場以上的演出，愉悅香港人的耳目。另有香港藝術館，香港視覺藝術中心，茶具文物館，香港博物館，羅屋民俗館，香港太空館，香港科學館……真是處處文化。
就連香港賽馬會，也每隔十五分鐘播放一次馬會的介紹性影片，片名《香港精神》。本來在香港流行的賽馬與麻將被人稱為香港的馬文化和雀文化，合稱禽獸文化。然而到了禽獸文化的中心地帶，這里卻在倡導著香港精神�！断愀劬瘛放牡煤�，橫幅三折的屏幕，上演的是一個默片，屏幕下的觀眾滿眼都是飛奔著的馬，英武的騎師，狂歡著的馬民，在這種躍動和歡呼之中，奔跑出的是一個又靈動執(zhí)著的香港。據說，六百萬香港人均每年用七八千元投注于賽馬。在一個馬季里，政府和馬會收稅和抽水所得超過一百個億�？墒�，《香港精神》卻在這大筆的金錢中凸顯出來，成為一種文化。
據香港人考證，中國的第一份報紙出自香港，叫《中外新報》，一百多年前的事了�，F在的香港充斥著報紙，六百多萬人的香港，有日報六十多家，期刊近六百家，報攤兒，連鎖店到處都是報紙雜志。一份報紙三、四十頁，一百多個版，是經常的事。裝在一個塑料袋里，忙的人拎著塑料袋就上了汽車，閑的人拎著就進了公園。
公園的長廊上到處散落著報紙，看報，常常是香港老人健身之余的一項必要活動。有人看報紙之前還鄭重其事地戴上一副塑料手套。其時，神情莊重，操作規(guī)范，大有講究的中國古人開卷之前沐浴更衣的風范。但其實，他們這樣做，只是為了不讓鉛墨弄臟了手。舉起報紙，目光匆匆劃過政治、經濟、文化，最終與股經相遇，還有馬經、波經、兇殺、車禍、明星追蹤、私人秘聞，這通常才是大多數香港人大快朵頤的所在。因為今天對報紙的一份關心，明天就可能成為在賽馬會上的一次發(fā)財機會。
此時，文化變成一種對利益追逐的手段。從文字到財富的路徑很便捷，正應了中國古人所說的，書中自有黃金屋。在香港，你追蹤一個文化的事件，最終總是能找到商業(yè)的根源上來。打開文化的外衣，發(fā)現在通常情況下，商業(yè)既是文化的起點，同時也是終點。有人把這種以商業(yè)為始終的文化命名為工業(yè)文化，把做文化書報業(yè)的集團叫做文化工業(yè)。資本在文化領域的運作使文化改變了原本的性質，當文化被商業(yè)所滲透的時候，文化只是形式，商業(yè)才是目的。
所以，在香港看文化，看著看著，文化就變了味；就變成了商業(yè)。香港有個漫畫家，叫黃六郎，畫的是市井漫畫，竟畫出了一個商業(yè)集團，畫出了上市的股票。另外，香港有個大文化人，叫董橋，散文寫得清新深厚優(yōu)雅從容，風靡香港多年，現又北上大陸，其勢難當�？墒�，這位大文化人突然被商業(yè)買斷，受聘一家報紙，據說年薪三百萬，什么都可以不做，只要你是我報紙的人。這消息讓人聽了心里有種說不清的滋味，當然一個文化人有了錢是一件很好的事，有了錢的董橋可能依然是一個文化和思想的源頭所在。但隱約之間總使人覺得有些異樣，似乎董橋不再是一個資深報人，大散文家，大文化人，他的第一標志、第一責任是一個廣告，象從尖沙嘴回望香港島，那一片片森林一樣的樓房上面一面面巨幅的廣告，它的精致與美麗可以直接折合成產值和利潤。
香港是個商業(yè)社會，個人是微不足道的。文化相對于商業(yè)來說，也象一個失守的球門，商業(yè)所向披靡。當然，也可能這個球門從來就沒有被守候過，甚至說不定，文化的球門一直在等待失守。我在香港走訪了多家媒體，它們的政治傾向和辦報辦刊風格各有不同，但有一個可以很快找到的規(guī)律，就是當文化單獨面對社會和讀者時，它的力量是那么單薄，在香港的大廈森林里，只龜縮在一個又一個小小的角落，而當它和某種資本和商業(yè)運作聯系起來的時候，文化才顯得氣勢恢宏起來。
所以，在香港，商業(yè)想介入文化，就很有些輕而易舉，手到擒來的意思。一九九五年，正在紅紅火火的香港報業(yè)忽然就被一個商人攪得大翻地覆。一位老板對香港報業(yè)的介入引起了香港報業(yè)的一次大地震，引起的余震至今還沒有完全消散，帶著血腥味的惡性競爭使得許多家報紙倒閉關張。香港報業(yè)的次序瞬間被打亂，香港報業(yè)的風格也在迅速改變。老板辦的報紙不僅介入了文化，而且還占領了文化的潮頭，領了一時的風氣之先。
當然，也并不是每一個文化事件都被金錢操縱著。我在香港的時候，就親見了一個聲稱與資金無關的期刊倒閉事件。在七十年代被稱為海外知識分子第一大刊的《七十年代》，到了九十年代忽然萬念俱灰了。《九十年代》的社長李怡在他的休刊詞里說，在鋪天蓋地的若非教讀者賺錢，就是教讀者花錢的文化泛濫下，在煽情血腥與扒糞爭輝的文化影響下，一份嚴肅地探討問題的刊物，它的存在空間不會擴大，只會縮小。
據悉，近年在香港結業(yè)的爭論性雜志除了《九十年代》以外，還有《中國時報周刊》、《當代》、《百姓》。香港讀者最多的報紙，都是市民類報紙。香港市民一般通過報紙第一版的大標題來選擇取舍，而香港報紙的大標題一般都是血淋淋的。據說，這種血腥的報道具有宣泄人性惡意的作用。而近年風行一時所謂無厘頭文化正是東拉西扯，胡言亂語，有風無影，輕松槁笑，暗合了港人的心思。
在香港街頭看香港人走路，都是目標明確，行色匆匆，絕無我們大陸來客的閑庭信步，此心到處悠然。他們要在最小的時間成本里得到最大的金錢效益�？旃�(jié)奏已經使香港成為世界上精神疾病發(fā)生率最高的地區(qū)。所以，香港人才在工作之余又渴望最大程度上地輕松自己，讓繃緊的神經得以最大限度地回復，所以，他們制造了不計其數的搞笑片，然后，又在影院里十分主動地笑將起來。這時候，他們是不愿意承受思想的重量的。
所以，在大陸的一些認真的作家聲稱要用生命去寫作的時候，香港的很多作家正在大規(guī)模地生產文學。據說先是有日寫萬言的作家，后便有日寫二萬甚至更多的作家。三蘇就是這樣的多產者，有人描述他用的是車衣式的寫作方法，筆就象縫紉機上的針，紙象移動的布。另有叫倪匡的作家，不用構思，搖筆就寫，一天同時寫十二本連載小說，一年出書超過三百本。這時候，文學和文化是不是又有點大工業(yè)的味道了？
文化，文學和商業(yè)，生產就是這樣在香港多雨的季節(jié)里沾連和滲透著，讓人將信將疑，難解難分。文化有時就象飄來的一陣雨，似有似無，讓人覺得香港百分之百就是一個商業(yè)社會，金融和商業(yè)的大廈占去了香港太多的地面和空間，文化就象香港的綠地一樣少。但同時，香港的商業(yè)又處處蒙上一層文化的色彩，商業(yè)有著一種文化的浸潤，讓人看著舒服，覺得文明。
這是一種大眾的文化，一種生活里的文化，被裹挾在資本的運作里，被消化在強大的商業(yè)社會里，作為一個商業(yè)的副產品，回饋給社會與民眾。它沒有精英文化的生僻艱澀，很容易消受，民眾不必要揪著自己的頭發(fā)，不必懸梁刺股，努出全部心智，懷著幾分痛苦與悲壯，去接受它。這是一種輕松的文化，即時的文化，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具有些許喜劇性，談笑之間，就享受了文化，就消費了文化。
它們是文化嗎？很多人嗤之以鼻，所以，香港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摘不掉文化沙漠的帽子。但你說它就不是文化，似乎也不能，只是它不是和你的文化一樣的文化，不是和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化一樣的文化，它是別一種文化，另一種社會產生的文化。我們與其鄙視它，不如正視它，與其拒絕它，不如了解它。
更何況大陸也正一天天接近這樣一種文化的氛圍，隨著文化的普及，商業(yè)社會的發(fā)達，大眾文化日漸興盛，越來越充斥日常的生活，它與精英文化的分野就越來越明顯。大眾文化，或者說通俗文化，就讓它去和商業(yè)一起跳舞吧，從某種程度上，它也是一種服務業(yè)，只不過服務的對象各有不同。
而需要給予更多關注的是標志一個民族，一個城市精神高度的精英文化，在輕松笑過以后，還有沒有剩下一些思想的份量，作為一代人的肩膀，供我們的孩子攀援著走向更高跟遠的地方？否則一代人又一代人，在同一精神層面上循環(huán)往復，人類的歷史企不是成了一些帶著油墨味的復印資料，精神的高峰也成了游戲的大草坪了？
但在香港這樣一個高度民主商業(yè)化的社會，又怎樣維系一個純粹的思想的層面？我就說不清楚了�？赡苷娴南笠粋�朋友所說的，香港太自由了，在這種自由的空氣里，有時思索顯得沒有意義。就象天空，沒有罩過一陣烏云，沒有下過一陣大雨，就不會有絢爛的彩虹。也可能真的象另一個朋友所說的，香港的生活太規(guī)范，太優(yōu)裕了，不用為了生存而思考，而沒有危機感就沒有哲學家，幸福的時代是不產生偉大的藝術和哲思的……
但也可能這些都是我們的臆測，只是香港人坐上了商業(yè)社會這架瘋狂的過山車，人在旅途，只能跟著瘋狂的慣性瘋狂地走，那時候，人只是機械的一個部位，哪有機會想什么。
（中國新聞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