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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暉
從中南海出新華門，往東走，過了天安門，沒有幾公里就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被稱為“中國腦庫”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離中南海并不遙遠。
實際上，中國黨政高層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形成都有它深刻的理論探索的背景。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確立，從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的“兩個根本性轉變”到國有企業(yè)“抓大放小”，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到社會主義的人權理論等，許多理論觀點都是還處在“禁區(qū)”的時候，便由社會科學理論工作者經過艱辛的探索后率先提出的。
直接的通道
據(jù)悉，1991年，江澤民、李鵬曾把60名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專家學者請到中南海，共商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中國社會科學發(fā)展之大計。
原定半天的座談，被延長到一個整天。江澤民和與會政治局常委們商量，把下午的會議和事情都推掉，把中國最高層領導群體的整個一天時間全都給了中國社科院的學者們。
當然，學者與最高層領導人這樣的面晤對談的機會并不是很多，但在這兩個群體之間，思想的“見面”，精神的聚會卻比人們所知道的頻繁得多。一年四季，十之有七的日子里，學者們最新的研究成果，面對現(xiàn)實熱點難點得出來的最新結論，通過直接的通道報送給中南海。
中國社會科學院還曾不止一次地專門召開會議，鼓勵更多的學者成為中南海智力支持的提供者。
一位中南海官員透露，在各部委的上報信息中，高層領導人對社科院學者提供信息的批示通常名列前茅。
有的研究成果為關于經濟改革與社會發(fā)展的重大決策提供了依據(jù)，有的為中央起草“九五”計劃2010年遠景規(guī)劃的建設提供了參考，有的為法律法規(guī)的制定提供了咨詢意見。
中南海在汲取“腦庫”的智慧。社科院法學研究所鄭成思研究員研究成果報送中央國務院的信息去年一年就有六項得到高層領導人的批示。
學者思維的科學性和前瞻性開始在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發(fā)生作用。去年，鄭成思的《警惕建立合資企業(yè)中的中方國有知識產權流失》的論文報送國務院后，李嵐清副總理作了重要批示，國務委員宋健轉給了國家工商管理局，要求有關部門研究具體規(guī)章制度。
據(jù)知，經過研究，國家工商局以48號令的形式頒布了企業(yè)商標管理的若干規(guī)定。這一文件采納了鄭成思的建議，對企業(yè)轉讓商標，企業(yè)對商標價值的評估，企業(yè)以商標形式與外國企業(yè)合資等問題作了明確的規(guī)定。
動用總理基金
那是1991年的5月，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的學者們專就經濟預測研究項目向中央打了報告。
當時，學者們相信，迅速發(fā)展的中國經濟越來越需要預測研究，官方會意識到預測的重要。而出乎學者們意料的是，中南海對這份報告反應迅速，6天以后，國務院總理就親自批準立項 ，并動用總理基金，直接撥付�？�。
中南海的這個動作意味深長。因為原來中國是不講究什么預測的，那時，國家計劃覆蓋經濟活動的各領域與全過程，而預測被認為是資本主義自發(fā)性、盲目性的產物而受到批判。
然而，中國在變。從前單一所有制的統(tǒng)一決策變成了多種所有制并存和決策多元化。經濟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國際化水平也日益提高，實現(xiàn)了從封閉向開放的大轉變。
于是，經濟預測的時代到來了。僅中國社會科學院就有分析與預測宏觀經濟發(fā)展的經濟藍皮書、分析與預測農業(yè)、農村經濟發(fā)展的經濟綠皮書、分析與預測社會形勢發(fā)展的社會藍皮書、分析與預測國際形勢發(fā)展的國際問題黃皮書。一本書就是一個彩色的預言，給高層決策提供一個闊大的背景，也給民族帶來一個發(fā)展的預期。
薩繆爾森曾把經濟預測比作汽車的前燈。他說，“就像汽車明亮的前燈一樣，良好的預測展示了經濟的前景，并有助于使決策者根據(jù)經濟條件來采取行動�！�
中國經濟發(fā)展高速列車的“前燈”是在90年代初點亮的。經過充分準備，從1990年起，“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成立，正式開展了預測工作，以便為實現(xiàn)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第二步戰(zhàn)略目標提供系統(tǒng)的、科學的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理論依據(jù)。
有人把這種分析稱為政治算術。它不用詞語進行思辯，而用數(shù)字、重量和尺度來表達自己想說的問題。據(jù)稱，官方對此很感興趣，因為它不僅大大提高了數(shù)量分析的科學水平，而且為制定社會經濟發(fā)展計劃和經濟政策、監(jiān)督調控宏觀經濟運行以及提高決策科學化水平，都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社科院數(shù)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劉樹成說，經過幾年來的實際檢驗，表明該課題組對每年經濟走勢在變動方向的把握上，是準確的。比如，對1991年的全局回升，1992年的繼續(xù)擴張，1993年的峰頂，1994至1995年的平穩(wěn)回落，這些判斷都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后來，第二批總理基金又相繼到位，學者們繼續(xù)在絞盡腦汁做著一道道政治算術題，不過他們的心態(tài)有了變化:從擔心“預測不準會招致責難”，變?yōu)椤皼]有科學的預測，就沒有正確的決策”。
劉樹成向記者展示了資深經濟學家劉國光與他合寫的關于“軟著陸”的文章。這篇長文被刊載于中國重要報刊，朱鎔基副總理對該文的重要批示，被當作編者按隨文發(fā)表。
據(jù)知，朱鎔基關于學者文章的批示及有關指示后來成為1997年朱辦第一號發(fā)文。隨后，中國各經濟部門都總結了“軟著陸”的經驗。
在劉樹成為“軟著陸”欣慰的時候，數(shù)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李京文和該院7個研究所的20多名學者正為“走向21世紀的中國經濟”而興奮不已。
《走向21世紀的中國經濟》是對2010年中國經濟進行全面分析與預測的第一部專著。它是“中國腦庫”的思維走勢與中南海官方決策的需求相交的產物。
李京文說，1995年至2010年的16年，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形成與確立和中國經濟結構大變動的時期，也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黃金時期。對未來16年的中國經濟作出預測和分析，是經濟學者的一項重要任務。正在這時，國務院領導也要求學者們開展2010年中國經濟發(fā)展思路的超前研究。
依此書分析，1991年至2010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據(jù)模型測算，90年代中國GDP可保持9%的增長率。2001至2010年中國GDP增長不會低于平均7.5%，那么，到2010年中國國民經濟總體規(guī)模將躍居世界前列�？菰锏臄�(shù)字勾畫出的是一幅絢爛動人的前景。
執(zhí)教懷仁堂
中南海懷仁堂是個神秘的地方，歷史上許多關系國家命運的抉擇就是在這里作出的。
但有時候，懷仁堂也是一個特殊的課堂。
今年63歲的資深法學研究員王家福曾兩次充任中南海里的“老師”，在懷仁堂的圓桌前，在江澤民總書記、李鵬總理的對面，高談闊論。
王家福在走進中南海之前，一直在琢磨，講些什么才是最適當、最有效的。他思考的結果是，講領導人或許平時沒有注意到但確是極為重要的問題，講那些讓他們聽了就會感到非注意不可的問題。
在懷仁堂的講桌前，他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建設是一場法制革命，不是舊制度的修修補補，建立這一制度，要真正樹立法治觀念，擺脫人治，要大膽借鑒西方發(fā)達國家的先進經驗，要區(qū)別公法與私法，要區(qū)分作為公權的國家和作為所有者的國家，要摒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相適應的國有企業(yè)財產權理論，要堅持市場經濟法制的統(tǒng)一……
懷仁堂里時而是“老師”的一人講解，時而是“師生”的互相交流。江澤民、李鵬等國家最高領導人邊聽、邊論、邊問。
王家福提起懷仁堂的法制講座來感嘆頗深。他說，國家領導人為了治理國家聽取學者的意見，如果能給他們一些幫助，我很高興。
王家福并沒有回避一些敏感的話題。在中南海，王家福不可避免地講到了權力。這位學者直言，不受制約的權力就像脫韁的野馬，必然導致腐敗，產生罪惡。他還講到，過去以為共產黨一定“萬歲”，實際上，任何執(zhí)政黨如果背離人民的利益，就會被人民唾棄。
據(jù)知，講座超過了預定的時間，講座結束時，江澤民肯定王家福從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角度，就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和依法治國的問題作了很好的講解。他并表示，這對他們加深對法制建設一些重要問題的認識，更好地運用法律手段管理國家的社會事務，是有幫助的，這樣的講座以后還要不定期地辦下去。
除王家福之外，1994年上海學者曹建民曾在中南海作過關于對外開放與關貿總協(xié)定的講座。去年夏天，江澤民總書記分別特約中國人民大學羅國杰等8位教授研究關于中外歷史方面的重大問題。今年5月，社科院學者吳建璠作了關于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的講座，中南海里的學術研究空氣似乎愈益濃厚。
敢講真話
作醫(yī)生要有醫(yī)德，自比為社會醫(yī)生的社會科學家們更診視其獨立正直的學術品格。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yè)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金碚認為，學術為社會、為決策服務，最重要的是看問題要更客觀，敢講真話。不是政府制定一個政策，你就來詮釋它。詮釋工作也是很重要的，也需要有人來做，但那是另外一件事。
學者應代表社會的良知和智慧。
曾在美國做過一段時間研究工作的金碚說，“我個人不太主張學者對政府說，你應該這樣做，那樣做。好像政府沒有這樣做，就是沒有聽我的話。作為一項政治決策，要聽各方面意見，而任何一個學者，都只能是在自己的學科內最有發(fā)言權。”
在他看來，中國現(xiàn)在是研究社會科學的一個很好的舞臺，比較寬松的學術環(huán)境，激勵著“中國腦庫”加速運轉。
60多歲的研究員陳學藝曾因直言批評政府的農業(yè)政策，而受到鄧小平和萬里的重視和肯定，他根據(jù)自己的經驗認為，知識分子不能光講空話，他們有條件、有責任、有義務診治社會的病癥，有條件、有責任、有義務為決策作出咨詢。
而年輕一代的學者們正在時代的大變遷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據(jù)悉，在社科院第二屆青年優(yōu)秀成果獎的獲獎成果中，研究中國現(xiàn)實問題和國際問題的成果占47%，內容涉及經濟體制改革、企業(yè)改革、金融改革、人口問題、農業(yè)問題和農村經濟改革、投資經濟與基本建設等各個方面。
身居其中的金碚則由此得出結論：現(xiàn)在的年輕學者正越來越多地以積極入世的態(tài)度對待學術，而政府與學者關系的更加密切，則有力地推動著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進程。
（本文刊載于《華聲月報》1997年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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