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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輝耀：“海歸”需做觀念變壓器
王輝耀
中國歐美同學會商會會長，全國青聯(lián)留學人員聯(lián)誼會副會長，中國僑聯(lián)華商會副會長，北京市政協(xié)顧問，美洲新華僑華人聯(lián)合總會共同主席
在今年《財富》雜志舉辦的全球財富論壇上采訪時，偶遇歐美同學會商會會長王輝耀，他侃侃而談中國人才制度改革。面對記錄時突然找不到筆的記者，王輝耀及時遞來一支筆。這個細小的細節(jié)使他很容易給人留下良好的印象。他是個社會活動家，富有親和力的性格，如謙和、平易、禮貌、善于交流等大概正是其職業(yè)素質的體現(xiàn)。
王輝耀在歐美同學會組織的大量活動和系列著作《我在東西方的奮斗》、《新華商之路》、《MBA通才之道》、《海歸時代》、《創(chuàng)業(yè)中國》給他帶來了“海歸”代言人的稱號。而我更感興趣的是王輝耀在其職業(yè)生涯中體現(xiàn)出的目的性和策略性。他是一個給自己定位很準的人，而且在教育、職業(yè)的選擇上都具有前瞻的眼光，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多數(shù)中國人不知道MBA為何物時去讀MBA不能不說眼光深遠�？梢哉f王輝耀很高效地利用了自己的時間和能量，他的職業(yè)生涯是很緊湊的。在海歸大批量涌現(xiàn)的時代，王輝耀的閱歷大概具有成功學上的樣本意義，能夠指導人怎樣去定位自己的角色，尋找一個良好的起點，以及怎樣把握住自己事業(yè)的轉折點。
從文學青年到商人
記者（以下簡稱“記”）：你是不是從小就有特別明顯的目標，特別有主見？
王輝耀（以下簡稱“王”）：這和我的經歷有點關系，我很小就獨立了。三四歲就在幼兒園全托，小學一開始就住校，后來又住在別人家里，那個年代就是這樣。我經常吃不飽飯，偷偷去吃別人放在廚房里的剩飯。我童年不是很快樂，比較壓抑。
記：有點像悲慘世界里的故事。那你當時對你的教育包括對將來的職業(yè)有過想法嗎？
王：這方面可能還是受家里的影響。母親的曾爺爺是岳麓書院的院長，是曾國藩的老師。母親家里有很多書。有一兩年停課，我就關在家里看書，那段時間看書養(yǎng)成習慣，學到很多東西。
記：你大學選擇英美文學專業(yè)，在那時候是比較前瞻的。
王：在尼克松訪華后，中美關系開始解凍，社會上開始流行學英語，后來就開始對這些東西感興趣�！拔母铩焙笤侔婧喢鳚h語字典，當時我以為學英文查字典就可以會了，我就想買一本，相當于那時候十分之一的月工資。實際上我的選擇不是很成熟，比較感性。
記：你什么時候完成從文學青年到商人的角色轉換的？
王：我覺得我整個大學階段是沉浸在文學青年的氣氛中的，聽美國教授的講座，寫英文詩歌，那時候比較自然地向往文學生涯，有心中偶像比如巴金、郭沫若、茅盾、胡適、林語堂。形成轉變是大學以后考文學研究生沒考上，后來考聯(lián)合國搞的譯訓班也落選了。但從此開始覺得國際化很重要，我想出國，比如去英國，想出去見識一下英美文學的故鄉(xiāng)。
記：讀MBA是一個偶然的選擇嗎？
王：不是。我先到經貿部工作了一段時間。做翻譯時發(fā)現(xiàn)自己在這方面確實是很欠缺。我后來給一個來部里講學的國外商學院的教授當翻譯，了解到國外商學院培養(yǎng)的工商管理正逐漸熱門，就下了決心要學這門國內前所未有的學科。
洗一萬個盤子對履歷沒有任何幫助
記：你在學校里是怎樣安排時間的？
王：我提交申請的時間較早，商學院看見我的履歷也感意外，他們從來沒有招過中國外經貿部的官員。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好學校，學校之間的差異有多大，只要是學校接收我，我就去讀。我去讀MBA的那個商學院還是不錯的，去了以后，他們減免了我的學費。我當時就想拿更多國際經驗。所以在假期開始積累工作經驗，這時候就不能去餐館打工了，打這種工就是洗了1萬個盤子對你的履歷也沒有一點幫助。
記：送外賣、洗盤子這樣的小時工在海外留學生里好像很平常。
王：這其實是一種迫不得已的事，這種工來錢挺快的，找起來比較省事，早晨去餐館說他們需要人馬上就可以干到晚上，不像進企業(yè)要事先做大量的案頭工作，把簡歷做得很好，要去追蹤，要去面試，還要去買西裝。這些工作太繁瑣，好多人經不起這樣一個繁瑣的過程，或者不愿意去折騰這事。
記：我覺得你很多的想法比較超前，你的目標特別明確。
王：我覺得可能跟起點比較高有關系，在商務部里干過一段時間，你再去一個學校他們都很尊重你的。而且我是我們學校第一個去的中國MBA，他們還是比較重視的。當時我也想過如果兩三年后我要進一個跨國公司的話，北美的經驗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一邊讀書，一邊積累工作經驗，等到讀完書，北美的工作經驗也積累得很豐富了。
記：這段經歷有助于你在加拿大建立一個很好的圈子�，F(xiàn)在有很多海歸會有種困惑，感覺很難融入當?shù)氐沫h(huán)境。
王：我覺得他們進不去，是因為很多人做的工作脫離主流社會。像你說的送外賣，或是聚在唐人街吃中國飯看中國報紙、中國錄像，這個會帶來一些障礙。還有就是假期沒有利用好。我在讀大學那會兒，很大一部分精力花在準備找實習工作上了，我發(fā)現(xiàn)有些學生實習的
時候就很注意找那種能給自己履歷加分的工作，這樣他們畢業(yè)后去大公司或品牌公司的機會就比較多，而不是假期在小的機構或服務行業(yè)賣東西。這個表面上掙錢很容易很輕松，但幾個假期下來你會發(fā)現(xiàn)這些東西你不能總結不能把它寫上簡歷。畢業(yè)的時候在餐館洗碗沒法說，別人會覺得這不是正規(guī)的工作。這種工作對本科生培養(yǎng)一些基本的素質還是有好處，比如責任心，但是在研究生階段，假期還是應該尋求一些高端的事。
抓住事業(yè)轉折點
記：那你當時進入加拿大社會感覺到交流障礙了嗎？
王：我和老外打交道比較自如，國外去大公司主要看實力業(yè)績。剛開始我去了一家很大的咨詢公司，他們給我助理經理的位置，一年做到經理，兩年提到董事經理。干了好幾個月了他們沒怎么注意我，只要我看卷宗之類，我覺得自己可以做多一點的事，其實我心里是有壓力的。我就給他們發(fā)了郵件，關于總體規(guī)劃、戰(zhàn)略設想，老板找我談，問我覺得自己可以做什么，我說我可以做經理，我就寫了一份經理可以做什么的職責范圍給他看。老外喜歡人比較主動，而中國喜歡那種比較聽話的、踏實的。我老板也是MBA出身，他們會覺得你這個年輕人比較有想法。
我在那兒做了兩年多后覺得那兒的工作有些程序化了，每天都是固定的工作，那時候我就特別想回到亞洲來工作。當時比較巧，加拿大在香港的領事館都是由不同部門構成的，魁北克在外交上是獨立的，當時剛好要設置一個商務參贊的位置，他們的主要業(yè)務是負責亞洲和香港，內部沒有人，就外部招聘。當時好幾百人報名，面試弄了好幾天。開始在我和另外一個在中國留過學、法語英語都很好的加拿大人之間做選擇。但是那個人好像商務經驗不足，不是太理想。當時我法語不是很好，但他們覺得我身上其他優(yōu)勢很強。
記：他們主要看中你哪方面的能力？
王：主要是兩段，一段是中國工作經歷，一段跨國公司的經歷，特別是我在加拿大這段。我當時工作的公司就是在加拿大很有名的一個公司，我能在很短時間內完成幾個級別的跨越，他們認為我是有潛力的。同時我在加拿大讀博士研究生的那個商學院是加拿大最好的，各方面的綜合因素湊到一塊，他們選擇了我。另外我也為我的公司在香港做了一個很大的項目，維多利亞海港項目。他們想找一個在跨國公司做過，但又熟悉兩邊文化和關系很好的角色。
記：當時背后有什么因素讓你能夠在兩邊都做些事情，是人脈比較好嗎？
王：我上任以后，提出了我對加中經濟合作重點的建議。當時我分析他們合作的優(yōu)勢是能源和通訊。世界上第二大水電站在加拿大，其地廣人稀，通訊行業(yè)發(fā)達，我建議這兩個行業(yè)是和中國合作的重點。
當時正好是中國能源和通訊大發(fā)展的時候，我在那個位置上要提建議，之后還要執(zhí)行，執(zhí)行之后要有業(yè)績，這兩方面我做了很多工作，安排中國行業(yè)代表團去加拿大考察，帶領加拿大代表團去香港和中國內地。這段時間對我鍛煉比較大，人脈也積累更廣。當時我們把湖北省和魁北克省結成了姐妹省，上海市和蒙特利爾市結成了姐妹市，有幾個大的手筆，在這個過程中認識了很多人。外交官參贊的任期兩三年后就滿了，我就想回來。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我覺得是時機自己做了，就回來了。1993年回來創(chuàng)業(yè)真是很苦，但人就是一個品牌，那時候只要你的品牌度出來了，別人就愿意與你合作了。人家覺得你在中國政府做過，在跨國公司做過，在國外政府做過，人們主要看你做過什么。那時候我出來的時候有兩三個公司想和我合作，我毫不猶豫就同意了，這樣就把創(chuàng)業(yè)的風險分散到不同的幾家公司上去。那時候做咨詢，中國并不是太認可咨詢，做計劃做方案。因此我就做跨國公司的咨詢，我們還幫他們做一些戰(zhàn)略上的指導，市場開拓上的幫助。我們做過一些比較大的項目，包括二灘、三峽水電站，中國南方能源戰(zhàn)略規(guī)劃等項目。我們當時有好幾個大的客戶，除了自己的公司，我還兼任一個世界排名第三的跨國工程咨詢公司在中國的副總，非常忙碌，但很有收獲。
記：學習8年工作8年創(chuàng)業(yè)8年是不是可以成為海歸創(chuàng)業(yè)的一個模式？
王：好像有一定的道理，至少我的經歷是這樣。自己要創(chuàng)業(yè)，是通過前面的雪球滾出來的品牌。實際上，我們每個人在社會上都需要創(chuàng)建自己的品牌。創(chuàng)業(yè)，靠品牌，在圈子里打交道，靠品牌，做任何事，沒有品牌或者信譽，別人是不認可的。我到目前為止做過很多類的工作，無論是做職業(yè)經理人、做外交官，或是創(chuàng)業(yè)從商，還是做社會工作、做學術工作，都需要創(chuàng)品牌得到認可。
中國需要意見領袖
記：后來你從商人角色轉變?yōu)樯鐣顒蛹�，是否不需要做企業(yè)了？
王：我時間是按三分之一分配的，我還是有一部分時間放在公司業(yè)務上，逐漸淡出一點。公司做了10多年了，咨詢公司主要是靠人力，交給別人做也可以了。這可能和我們的性格有關，海歸回來，很少有人做房地產，很多房地產開發(fā)商都是當兵出身或政府出來的。海歸會覺得國內這些風險太大，不正規(guī)，要和銀行、政府有太多關系。在中國做大企業(yè)的土壤還很貧瘠，很多時候都不知道違規(guī)了，就折戟商場了。許多海歸公司在納斯達克上市，受國際游戲規(guī)則管理，對國內潛規(guī)則不太適應。所以他們的模式往往是跟國際市場結合，這樣比較容易成功。海歸往往在國際市場上市，比較正規(guī)，生命力也比較強，不會出現(xiàn)大的亂子，比較穩(wěn)定。海歸回來做規(guī)范化的投資的比較多，如咨詢、IT。中國現(xiàn)在需要改良的不是商業(yè)風險而是社會風險。
記：我想知道你怎樣從商業(yè)活動轉向社會活動這一塊呢？比如把創(chuàng)業(yè)的海歸組織起來，是不是借此形成更多人脈的積累？
王：我現(xiàn)在還想做一些思考和身體力行的工作，想在思想上促進社會觀念上的轉變。在推動中國社會和企業(yè)國際化的過程中還需要更多的海歸和國際化人才來介入，政府和社會治理還需要很多海歸來參與。但這些方面海歸做得是不夠的，他們社會實踐的機會還可以增加。
記：你覺得海歸能夠在中國成為比較主流的一個社會階層嗎？
王：會。海歸是一個比較重要的群體，跨國公司在華的很多企業(yè)CEO都是海歸，在納斯達克上市的很多企業(yè)也是海歸的企業(yè)。教育方面大學校長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海歸，科技方面也是海歸云集的地方。目前海歸進入政界的較少，這塊是很有潛力的。
記：我感覺在中國社會活動家是個定位不太清楚的角色。
王：我現(xiàn)在身份比較多重，一個商界人士，好幾個海歸和華商協(xié)會的負責人，同時在著書立說，還在做一些學術工作。
我可能要面臨一個轉型的問題，我不想老定位自己是一個商人，我原來的理想也不是做一個商人。在經貿部做商務工作，在跨國公司做商務經理，在國外政府做商務參贊，后來獨立創(chuàng)業(yè)做商人，但是我覺得這幾個階段已經完成了。經商是人生生存的一個手段或生存的一個積累，但我不愿意一輩子做商人�，F(xiàn)在對我來講比較重要的就是一個回歸，從原來大學生時想做一個文學家、作家、學者，愛思考的人，現(xiàn)在又回到起點，只是更加關注我們這個新世紀新華人社會的發(fā)展。
記：很多報道稱你為新華商的代表，這個確切嗎？
王：新華商是我原來提出的一個概念，中國至今還在把商人分為不同的等級，這是世界上所有國家沒有的現(xiàn)象。國外沒有農民企業(yè)家、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家、民營企業(yè)家這么一說，中國還在給企業(yè)家劃成分，這種概念不是把企業(yè)家都視為平等的納稅人，而是停留在企業(yè)所有制的概念上。我提出新華商的概念就是想統(tǒng)一所有企業(yè)家階層，不管是什么企業(yè)家。一說起華商好像就是海外的中國商人，WTO把所有的概念統(tǒng)一了，中國的商人也可以是華商。我們首先在國內承認存在新華商，這個階層有這樣的特點：知識性、國際化、市場化、經營化。我覺得不僅是對商人不分等級，就是人才下一步也要過渡到不分國家。外國可以大量用中國的人才，中國為什么不可以大量用外國的人才？人才分國籍其實還是一種冷戰(zhàn)思維。
記：歐美同學會商會在長安俱樂部等地有一些VIP會員活動，好像參加者十分踴躍。
王：現(xiàn)在分階段，開始打造一個品牌，一個論壇的方式，把人聚集起來，很多地方搞活動沒人氣，但我們AA制卻吸引了不少的人參與�，F(xiàn)在海歸相當一部分是比較有思想的，不同的人聊不同的觀點，媒體參與比較少，但在座的人聽得都很過癮。大家聽到一些新的理念，交流、碰撞和對話，還有大家吃飯交流認識很多人，聯(lián)系了層次相當?shù)挠谢パa之處的人。
中國現(xiàn)在變化比較大，很多團體也在進行市場化的競爭，可以開創(chuàng)很多的新東西。
記：中國一直把意見領袖留給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在市場經濟中并不是特別有號召力，商人出來做意見領袖的很少，你好像具備了做意見領袖的素質。
王：社會在變革的過程中需要很多有思想的人出來，有思想的人并不完全是知識分子，他們有很多優(yōu)勢，但他們有一個缺陷就是實踐比較少。商人中有不少是忙于埋頭拉車，沒有時間抬頭看路的人。有很多商務實踐，但又能抽出時間作思考和總結的人特別少。我們國家有不少的教授教MBA，要求學生有三五年的工作經驗，但自己卻一天都沒有在公司呆過，不能從理論到理論。這種脫離實際的思維與不接觸商務實踐有關系。中國和世界接軌大量是商務接軌、現(xiàn)在逐漸轉向文化接軌、觀念結軌等全方位接軌。商務接軌我在這方面做了很多物理方面的工作，如中加之間商務交流，如三峽工程國際資本合作等，我現(xiàn)在更多做的是商務思維和觀念方面的接軌，把更多的人組織起來溝通，我們首創(chuàng)了歐美同學會商會每月同美國商會、歐盟商會、法國商會、德國商會、瑞士商會等組織經常性的活動。在中國有各個國家的商會，但是它們與國內商會的直接交往還是很少�，F(xiàn)在中國人有一個很國際化的商會，能夠完全同老外溝通的，不用翻譯的，定期經常性地進行交流的，成員是很現(xiàn)代化、國際化的一批人，所以我們的商會受到了各國商會的青睞，成為京城國際化商務人士的新的風景線。
記：既然你被譽為海歸代言人，能不能總結一下，你所認識到的海歸精英階層有沒有一個共有的特點？
王：他們是非常國際化的一批人，是中國和世界的橋梁。他們和外國人打交道非常的自如，思維比較開放，熟悉國際慣例，但不少海歸也需要更多地掌握中國國情。海歸有這么一批人，正在帶來新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國正處在轉軌國際化的時代，我們的貿易每年增長30%，中國需要大批有國際化思維和實踐的海歸，吸引外國企業(yè)走進來，幫助中國企業(yè)走出去。中國高級海歸的面在國內還不夠普及，還有相當多在海外。海歸中做文化的轉接、做變壓器的還不是很多。我希望中國的海歸團體能夠給社會和政府多舉薦一些人才，這里面有不少有真才實干的人，可以為中國的國際化和現(xiàn)代化做很多的事。（來源/北京青年報，作者/王衛(wè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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