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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憶當年：訪抗日南洋華僑戰(zhàn)地記者莊明崇
莊明崇老先生近照
記者團與當時廣東省府主席吳鐵城合影。右二為莊明崇。
近日在曼谷一次小小的聚會中，記者結識了88歲的泰國華人莊明崇老先生。抗日戰(zhàn)爭時期，莊先生毅然參加南洋華僑戰(zhàn)地記者通訊團，奔赴中國抗日前線。如今，當年與他一起赴華采訪的同行俱已作古，他成了參與中國抗戰(zhàn)前線報道的唯一健在的東南亞華人，甚至可能是全球海外華人中有此經歷并健在的唯一的人了。
莊先生祖籍廣東潮州，1915年在曼谷出生，曾在曼谷早期華文學校新民中學讀書，后到馬來西亞檳城求學。蘆溝橋事變后即赴華做戰(zhàn)地記者，參與報道了臺兒莊戰(zhàn)役、武漢保衛(wèi)戰(zhàn)等重大戰(zhàn)事，此后輾轉到昆明西南聯(lián)大學習，日本投降前回到曼谷。憶及烽火當年，老先生對一些人物和事件記憶猶新，侃侃而談。
組團赴華
中國抗戰(zhàn)爆發(fā)后，南洋華人華僑支援抗戰(zhàn)熱情高漲。馬來西亞檳城《現代日報》主編曾圣提先生倡組華僑戰(zhàn)地記者通訊團，回國從事抗戰(zhàn)新聞報道工作。曾先生祖籍廣東饒平，當年30歲左右，是活躍在檳城的著名華僑報人。鑒于報館記者大都有家室拖累，曾圣提便從當地華文讀書會中找到6位20幾歲的青年：潮州人莊明崇、紀志文，廣州人龍炎川，福建人駱德露、辜洪濤，海南人黃某，共7人組成記者團。
“1937年11月，我們這個抗戰(zhàn)后第一個回國的華僑新聞團體，從星洲(獨立前的新加坡)乘坐香港貨輪‘豐平號’北上香港。原打算轉道南京，但抵港后得知南京已失守，只好決定經廣州赴漢口設立記者站，以便展開工作�！霸诟案弁局校S平號’船員們對記者團投身抗日深表敬佩，船長打開大餐廳讓我們住宿，那是貨輪上最好的處所了。每日三餐大魚大肉，殷勤招待，分文不取”。
港穗見聞
記者團抵達香港后逗留大約10天，負責接待的是19路軍駐港辦事處的黃精一先生以及許多香港抗日團體的青年朋友。曾圣提為壯觀瞻，特地為團員制作了藍呢制服，兩排銅扣，外加領帶革履，儼然像海軍軍官。
香港當時左派勢力相當活躍。莊先生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中共西南局的張云逸先生常來旅館看望我們。張先生體格健壯，滿面風霜，一看便知不是城里人。他對我們詳細解釋了共產黨要求停止內戰(zhàn)，建立統(tǒng)一戰(zhàn)線一致抗日的政策。沒想到他后來成了新四軍、解放軍的風云戰(zhàn)將�！�
到了廣州，記者團受到官方的熱情歡迎，被安排住進一流的愛群大廈。省政府參議邢森洲(抗戰(zhàn)勝利后出任國民黨政府駐泰國首任大使)引導記者團拜訪軍政大員�！爱敃r的第4集團軍總司令余漢謀將軍親自接見我們，還交待軍部替我們準備了廣州至武昌的一等火車票。曾追隨孫中山先生加入同盟會并參加過辛亥革命、北伐戰(zhàn)爭的廣東省政府主席吳鐵城先生請我們吃飯，并與我們合影留念。這張攝于1938年1月8日的照片我一直保存著�！�(見圖)
漢口建站
登上北去的列車，記者團一路風塵仆仆趕往武漢�！巴囉幸晃辉跐h口河街開米棧的許老板，原籍廣東普寧，是一位忠厚的長者，一路上與我們這幾個年輕人相處甚好。到了漢口，許老板讓我們把辦事處設在他的米棧樓上，既不收房租，又免費供餐，有時還親自剝蝦為我們添菜。米棧門口掛上‘華僑戰(zhàn)地記者通訊團團本部’的隸書大字招牌，顯得很神氣”。
當時陪都雖遷往重慶，但武漢實際是全國軍政中心，軍隊調動大部分要經過這里，許老板的米棧常為過往軍隊占住，不勝其擾。“自從記者團本部的牌子掛起后，再加上我們穿著藍呢制服，那些蠻橫的軍人不知這是何方神圣，再也不來打擾，連對門派出所的警察都對我們敬禮”。
“在漢口應酬頻繁，記得《大公報》也看得起我們這些毛頭小伙，設宴款待，該報三巨子、也是社論主筆——總經理胡政之、總編輯張季鸞和編輯主任王蕓生等諸位報界老前輩都親自出席”。
抗戰(zhàn)形勢越來越緊，記者團決定分赴各地采訪。團友辜洪濤去福建，黃某去海南島。徐州正在加緊部署會戰(zhàn)，莊明崇和紀志文、龍炎川、駱德露4人即奔赴徐州。團長曾圣提和在漢口加盟的兩位華僑張赫茲、李秀良留守漢口記者站。
奔赴前線
徐州是津浦、隴海兩條鐵路干線交叉點，戰(zhàn)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國軍隊志在死守。坐鎮(zhèn)徐州的第五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李宗仁，麾下部隊號稱30萬，有中央軍、桂軍、川軍、東北軍、西北軍等等。
“我們4人乘車沿平漢路北上鄭州，再轉隴海路東向徐州。在平漢段的列車上，我巧遇曼谷新民中學時的同學、祖籍廣東梅縣的華僑廖政武，真是喜出望外。廖告訴我，他剛畢業(yè)于黃埔軍校炮科，決心去延安參加8路軍，并笑說，若說破其事，他會被槍斃的。匆匆一別，從此再沒有見面，聽說他后來成為解放軍的高級將領�！庇浾吒嬖V莊先生，廖政武將軍后來擔任過蘭州軍區(qū)副司令員。莊先生悵然說：“也不知他是否還健在？”
“趕到徐州，我們即赴第五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部辦理戰(zhàn)地記者證。主管軍官幫助辦證后，又發(fā)給我們少尉軍服，并說可以配發(fā)短槍，但槍法不純熟的人不如不帶。他還告誡我們，在前線不必標示軍銜，要處處小心，注意安全。這是我們上的戰(zhàn)地記者第一課，之后我們4人便分手各奔前線去采訪了”。
名將印象
徐州會戰(zhàn)打響后，莊先生于1938年3月間陸續(xù)采訪過戰(zhàn)場上廣東軍的區(qū)壽年、中央軍湯恩伯、東北軍于學忠、西北軍孫連仲和廣西軍廖磊等高級將領。他沒有談及采訪的具體內容，只說起幾位將軍給他印象最深的一些片斷。
“區(qū)壽年將軍知道我的籍貫后，笑著說：‘你是潮州人，怎么敢到前線來？我被潮州新兵氣死了，一來就想逃走，逃時連槍都帶走了�！敃r潮州征兵出現買壯丁、冒名頂替的丑聞。一些新兵是不務正業(yè)的二流子，逃回去后再賣身當兵得一筆錢。
“當我在湯恩伯將軍的第20軍團總部采訪時，他們得悉敵情連夜轉移，我隨湯部一夜間進進出出3個村莊，天亮前才落腳宿營。湯將軍特地叫副官讓馬給我騎，又對我說：‘這種地方不來也罷，你還是回后方讀書好�！蟾乓驗槲覀�子小，只有40多公斤，像個弱書生的緣故。
“第三集團軍總司令于學忠將軍是東北人，熱情坦誠，不擺架子。他把我當成他的客人，總認為華僑是很遠很遠的鄉(xiāng)親，常讓我跟他和高級軍官一起吃飯。
“孫連仲當時是第二集團軍總司令，有西北軍人的豪爽直率，他覺得華僑有特殊身份，曾經問我：‘你們華僑可以到鬼子那邊去吧？’在采訪之余，他還高興地為我題字”。
徐州突圍
徐州會戰(zhàn)最高潮是1938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的臺兒莊戰(zhàn)役。
“臺兒莊內防守主將是孫連仲部的池峰城師長。日軍包圍臺兒莊，中國軍隊四方增援形成反包圍，內外夾擊日軍，取得臺兒莊大捷。池峰城師在莊內先挨打后出擊，傷亡慘重，我和龍炎川前往采訪池師長時，一路見到死尸遍地，傷兵呻吟不絕。我們爬上一輛被擊毀的日軍坦克拍照，后來刊登在曼谷華僑日報周刊上。戰(zhàn)役期間我們采寫了不少報道，通過漢口記者站發(fā)往南洋報界。
“正當我們陶醉在勝利的歡樂中，日軍突襲徐州以西的碭山，切斷隴海鐵路，從西、南、北三面包圍了徐州，只余東向連云港出�？�。幾十萬中國軍隊面臨反勝為敗局面，各自突圍。我們就近加入第15集團軍總司令關征麟將軍的參謀處一同向西南突圍。第一晚吃了不少苦頭，情報不明，盲目亂闖，有兩次誤入日軍火力射程內，燈光直照，機槍掃射，我們倉皇退走。幸而敵軍分散，不敢窮追，我們才得脫險。以后兩天晝伏夜行，大部分時間奔波于河南、安徽交界的麥田里。一路上參謀處人員憂心忡忡，我們卻得吃便吃，能睡就睡，好象天塌也不怕。最后遇到一支整編部隊，乘他們的軍車到信陽車站，改乘火車南下漢口，回到了自己的記者站”。
武漢歷險
“徐州突圍后，中國軍隊更處于劣勢地位。所謂‘武漢保衛(wèi)戰(zhàn)’宣傳大于實際，當局并不像徐州會戰(zhàn)那樣集結大兵團準備決一雌雄，只是盡量鞏固武漢外圍，爭取經營重慶及大后方的時間而已�！霸跀硻C頻繁的轟炸中，武漢軍政機關逐漸向后方疏散。我們記者團本部也由張赫茲負責遷往桂林。駱德露與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的董必武先生接洽妥當，同另一位華僑奔赴延安。余下我和李秀良、紀志文、龍炎川游走于武漢外圍，采訪新聞、拍攝照片寄往桂林本部。
“日軍由九江沿長江兩岸迫近武漢，一路似乎沒有遇到認真的抵抗，武漢于1938年12月25日棄守。我于23日從漢口乘一艘破舊渡輪西撤，船上擠滿軍眷、散兵和難民。其他團友則設法乘火車南下，我們的目的地都是桂林。
“我乘的渡輪當天傍晚剛到60里外的排鋪，忽有兩架敵機飛來，輪番轟炸掃射，船上頓時呼兒喊母亂成一片。敵機明知這是一只沒有武器裝備的民用船，仍肆意屠殺，造成不少傷亡，這就是日軍的‘武士道精神’！幸虧船長臨危不亂，盡快將船駛向岸邊，斜靠在距岸十幾米的淺灘，活著的乘客紛紛跳水，掙扎上岸。這時天色已黑，寒風凜冽，隨身帶的簡單行李物品都在混亂中遺失了。我穿著浸濕的棉軍服，隨著人群找到鄰近的區(qū)公所。那一晚住在一戶農民家里，好心的大娘替我把衣服里的濕棉花抽掉，連夜烘干后縫成一套夾衣褲。她說兒子也是出去當兵的，問我有沒有見過。次日區(qū)公所為我和一位傷兵安排了一只小船，沿江進入洞庭湖，一直送到岳陽，算是脫離了險境”。
后方軼事
由岳陽輾轉經長沙、衡陽，渡湘水到達桂林，莊崇明與其他團友匯合�！爱敃r桂林有許多抗日救亡工作隊和各類團體。我們常參加《大公報》范長江、《新華日報》陸詒領導的‘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的活動。武漢棄守后，變相的投降論等消極論調抬頭，很多人擔憂抗戰(zhàn)堅持不下去。而范長江、陸詒等人的言論非常積極，令人振奮。
“桂林遭日軍空襲已是家常便飯。有一次‘救亡演劇隊’的表演藝術家金山和王瑩來看我們，他們正在籌備出國到南洋一帶巡回演出，募捐抗戰(zhàn)。這時空襲警報驟響，我們趕緊跑到附近巖洞躲避。金山安慰王瑩說：‘別怕，有我在�！苡悬c大丈夫氣概�！叭绻洃洸徊�，桂林國民黨《掃蕩報》有一位查良鏞先生，文章寫得很好。誰知半個世紀過去，他竟成了香港的大儒商和武俠小說大作家金庸。我雖不認識查良鏞，但對查家一直懷著感恩之心，因為后來我去昆明讀書，就是金庸的大哥、西南聯(lián)大教務長查良鑒先生把我編進聯(lián)大預修班的。
“在桂林游蕩了小半年，覺得已失去戰(zhàn)地記者的味道，又經不住遠在曼谷的父母多次來信催促，即珍重惜別沙場余生的記者團同伴，赴昆明求學。早在武漢就已熟識的著名作家、曾參加左翼作家聯(lián)盟的白薇大姐為我給云南大學的楚圖南教授寫了一封介紹信，給我?guī)土舜竺�。楚教授是老一輩共產黨人，非常愛護進步青年，他讓我住在他家里，并積極設法為我安排學業(yè)”。
華夏情懷
抗戰(zhàn)勝利前，莊先生回到闊別多年的曼谷，一面仍熱心新聞事業(yè)，一面經營起佛事用的香燭生意。幾十年來，他一直關心著中國的發(fā)展，在曼谷和一些華人老朋友聚會時，話題也離不開中國。
1990年他赴中國旅游時，專門到漢口去尋找華僑戰(zhàn)地記者團團本部所在的河街，但聽說河街當年毀于日軍炮火，重建后已面目一新，如今那一帶已無人知道河街的名字了。此后他又多次赴華游歷，目睹了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蓬勃發(fā)展，對比當年的滿目瘡痍，他每每感慨：變化實在太大了！(人民網駐泰國記者孫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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