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愴與感恩——悼饒宗頤教授

　　遽聞饒公仙逝，悲悒不能自己，為之不豫累日。悵望南天，泣血拜祭。吾嘗言：非親聆教誨者，難以體味這位曠代學人學問的淹博淵深和心靈的慈愛悲憫。

　　一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在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生教授任上，銜命赴港從事文化回歸工作。當時海隅一角尚處于港英治下，受殖民文化浸潤甚至豢養(yǎng)的人對我投之以白眼，受到嫉視與排斥，飛石流矢，紛至沓來，頗令我感到孤立與無助(當然，這其中也有上海一小丑的跳踉、挑撥、謠諑之功)。正當處此寒峭的氛圍中，饒宗頤教授向我伸出了溫暖的手，原來他受我?guī)熼L委托照拂我，從始有了常到府上請益的機會。

　　饒公寓居跑馬地鳳輝臺，這是一個文化情愫非常濃郁的地方：三、四十年代，內(nèi)地許多知名文化人都聚居于此；香港本地的文化人，如與許地山、馬鑒共同營建與拓展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的陳君葆教授也長期卜居于此。每次應召赴饒寓都有一種朝圣的感覺，因為饒公是我心儀已久的大學問家，以往從師長王文化、徐中玉、王蘧常等先生的言談中，從我所讀的饒公著作里，就早已有高山仰止之感；如今親承謦欬，如沐春風，給我孤寂的海隅生活平添了溫馨和喜悅。

　　饒公研究視野廣闊，很多領域非淺學如我所敢問津；但凡我有所請益，從不憚煩悉心誨導。他反覆向我強調(diào)：做學問不要怕坐冷板凳，沒有玄奘般的苦行僧精神絕對深入不了學術的殿堂；做學問不能炒冷飯，加上開洋瑤柱還是冷飯，一定要獨辟蹊徑，有所獨創(chuàng)；不要以為做學問就是苦差事，應該從中體認“創(chuàng)造的歡愉”！我曾將歷次聆教的收獲屬筆為文，以《創(chuàng)造的歡愉》為題刊發(fā)1998年2月15日香港《文匯報》，后來又以此題作為我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寫的學術隨筆集的書名。還是抄一段舊文吧：“饒公認為許多學者之所以在清苦寂寥的生活環(huán)境中，雖為探求學問而殫精竭力、摩頂放踵，然卻往往年至耄耋仍耳聰目明、思維敏捷，依舊手不釋卷，筆不停揮，保持著旺盛的學術活力，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學者享有一般人無法體驗的創(chuàng)造的歡愉！”其實這一促使學者肉體與精神的生命力齊齊勃興的神秘酵素，不僅古已有之，譬如明代文學家王世貞云：“遇有操觚，一師心匠，氣從意暢，神與境合，分途策馭，默受指揮，臺閣山林，絕跡大漠，豈不快哉！”應庶幾近之；而今，饒公自己就是范例，他年逾耄耋仍葆學術青春，晚年連續(xù)完成了兩部厚積薄發(fā)的專著：一為《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一為《西南文化創(chuàng)世紀—殷代隴蜀部族地理與三星堆文化》。我有幸讀過以上兩部手稿，當時不得不為其中鼎沸的求真精神所震撼，為其中卓異的史識詩心所折服，更為長者矢志為弘揚中國文化而奮斗不息的赤誠所感動。這兩部著作對中國學術界將產(chǎn)生深巨的影響，前者探索中國文字的起源問題，后者則論證中國文化多方位起源問題，作者憑籍其有關歷史地理的深湛學養(yǎng)，甲骨學的長期累積，再結(jié)合嶄新的考古發(fā)現(xiàn)，超越前輩學者創(chuàng)立三重證據(jù)說，重開了中國文化起源研究的新生面。

　　二

　　對我這樣在學術荊途蹣跚而行的學步者而言，饒公是活生生的探索與研究學問的圭臬。實際上也是受饒公耳提面命的指導，不佞方有些許長進。例如中國小說史學是中國二十世紀的顯學，盡管有關于中國小說史的著作與論述汗牛充棟，但卻沒有有關中國小說史的學術史著作出現(xiàn)，不免令人遺憾；為了填補這一學術空白，我不自量力地選取了撰述中國小說史學史的研究課題，得到了饒公的首肯與支持，并獲得悉心的點撥與指教。書稿完成后，他不僅在百忙中撥冗審閱，而且親筆題簽，主動為拙著《中國小說史學史長編》寫了三千言的《序》，中謂：“胡君此書名曰小說史學史，綜理過去研究成果，作一總檢討，臚舉大綱，有條不紊，讀者閱其大體，誠足導人以入德之門。”獎拖有加，令吾惶愧無地。

　　饒公對后生輩的學術追求，他認為有裨于中國文化的廓大與弘揚，無不鼎力扶植，于我也不例外。當時我從千余種古代詩文集(包括刊本與稿本)，蒐集、甄選了縱貫一千二百多年的歷朝一百三十余家的六百多首吟詠香港的詩詞，匯為《歷史的跫音—歷代詩人詠香港》于1997年6月出版，以獻給香港回歸這一彪炳千秋的民族盛典，在《跋》中有：“饒宗頤教授垂注甚殷，不僅為我提供了珍罕的資料，指示了編選的門徑，而且賜以題簽與詞稿，使詩集生色多多?！便懹浟损埞南瞪裰莸募覉@情懷和汲引后進的拳拳之心。還有，我還擬定了香港近代文學史的研究課題，饒公亦認可與關注，并親筆題寫了“香港近代文學史”、“香港近現(xiàn)代文學書目”的書簽，后者是為文學史作的資料準備，業(yè)已出版，《跋》也有：“饒宗頤教授題耑令拙編素面生輝，謹此致謝?！鼻罢咭?guī)模稍為宏大，仍在撰述中。此外，饒公給我寫的題簽尚有《香港詩話》、《開卷有益》等，提攜扶植，在在可見。

　　三

　　作為饒公的弟子，有幸作為他的著作手稿的第一讀者，那真是醍醐灌頂般的幸福之感。前已述及，我有幸拜讀他的《漢字樹》和《西南文化創(chuàng)世紀》兩部著作的手稿，并榮幸地成為《漢字樹》一書的責任編輯。其時，我在香港商務印書館任助理總編輯，竭力爭取到該書在商務出版，初版于1998年7月。茲將我為該書所寫的提要撮鈔如下：

　　饒宗頤教授在本書中，審視與利用了海內(nèi)外有關陶符、圖形文的考古發(fā)現(xiàn)，棌擷與融會了最新的考古學和民族學的若干資料，從世界觀點出發(fā)，對漢字的成就作了總的考察，探索原始時代漢字的結(jié)構和演進的歷程，說明文字起源的多元性及地區(qū)分布的交互關系。本書的重要論點之一：指出了中國歷來統(tǒng)治者施行以文學控制語言的政策—“書同文”，致使語、文分離，文字不隨語言而變化；而且漢字結(jié)合著書、畫藝術與文學上的形文、聲文的高度美，造成漢字這一枝葉蔥蘢、風華絕代的大樹，卓然兀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文字、文學、書法藝術的連鎖關系，構成漢文化的最大特色。其次揭示漢字未形成初期，陶器上大量的線形符號多與腓尼基字母相似，類似于西亞早期的線性圖文，認為反映了古代閃族人使用字母并嘗試選擇彩陶上的符號，以代替借用楔形文的雛形字母之特殊現(xiàn)象，從而提出了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字母出自古陶文的“字母學假說”。繞教授更指出了漢字不走上使用字母的道路，在古代早已做了明智的選擇。

　　本書多方面地追朔漢字演化的道路，并與腓尼基字母、蘇美爾線形文等古文字作比較研究，從全新角度探索漢字起源問題，不僅豐富與拓展了中國的學術文化，而且也有裨于提高讀者的中國文化素養(yǎng)。

　　之所不憚冗煩地引錄了這段原刊初版封底的提要，主要是因為曾經(jīng)饒公的審閱與修訂，有助于大家了解這部重要學術著作的精蘊。

　　有關饒公的書，我還責編過《論饒宗頤》(香港三聯(lián)版)，其中蒐集中外學者關于饒公學術成就的論述，碩儒如林，內(nèi)容宏富。我還函請啟功先生為之題簽。再作一次文抄公，將我所撰寫的提要迻錄如次：

　　饒宗頤教授“業(yè)精六學，才備九能”，是國際漢學界公認的大師，無愧乎“當今漢學界導夫先路的學者”的尊冕。

　　“博古通今，中西融貫”庶幾可以形容繞教授的淹博，既賦有中國傳絕文化的深原根柢，又旁通西方的治學門徑，故而在被稱為世界顯學的敦煌學、甲骨學、秦簡學，以及中外交通史方面都有獨創(chuàng)性的貢獻，其他如史學、詞學、楚辭學、考古學、藝術史諸方面亦皆成果卓著，開拓了許多新的研究領域，填補了中國學術史上不少空白。本書匯集了近百名中外學者對繞教授學術成就與創(chuàng)作成果的評論，大致可以顯現(xiàn)繞教授50余年在學術荊途上艱辛跋涉、勇猛精進的豐姿。

　　讀者不僅可以從中窺見一代宗師的學術歷程，而且也會增進對中國文化精蘊和國際漢學進程的了解與體認。

　　這篇二十多年前寫的小文，可能有助于年輕人從宏觀上認識饒公的問學范疇和深巨影響。

　　不佞還有主編饒公學術著作的宏愿，事緣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總編輯王俊義教授(知名清史專家)邀約我主編六卷本的《饒宗頤學術菁華錄》，還鄭重其事地簽了約。此事當然須得到饒公的首肯與支持，他首先為我提供了在內(nèi)地、港、澳、臺乃至海外所出版的幾手全部著作，其中有絕版已久的兩巨冊《殷代貞卜人物通考》、1940年代出版的《楚辭地理考》、1970年代問世的《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善本書錄》等；其次，細致地審閱、匡正我所提出的框架、體例、綱目、類別，甚至對具體選目的取舍都給予指導?？上в媱澮驗楦鞣N原因(主要是版權問題)而流產(chǎn)，為此忙活了大半年當然非常沮喪。此事成為我終身的遺憾，而饒公卻表現(xiàn)得非?；磉_，反來開導我說：“逼你讀了許多書，不是件好事嘛！”

　　四

　　大約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具體年月記不清了，饒公在上海舉辦書畫展。展前他跟我說：希望汪道涵先生出席并主持書畫展剪彩儀式。為此我專程回了一趟上海，捎去饒公贈予汪老的一副手書楹聯(lián)。汪老慨然應允了出席饒公書畫展的邀請，并語重心長地對我說：“饒公是世不代出的大學問家，你有問學的機會應該珍惜，好好的問，好好的學！”汪老的教誨我銘刻于心，返港后向饒公追述汪老的話時，他頷首微笑連說：“不敢當！不敢當！”喜悅之情溢于言表。汪老為國事宵衣旰食，饒公為國學夙興夜寐，這兩位熱望民族復興的老人的心是相通的。

　　在汪老、周南先生、董建華先生的指導鼎助下，在李廣業(yè)先生、方心讓教授、譚尚渭校長等積極參與下，我們在回歸不久的香港倡議、發(fā)起并籌建了中國文化研究院，宗旨就是弘揚中國文化、激勵民族精神，擬為香港的文化回歸略盡綿力。在這塊殖民文化荼毒已久的中國土地上弘揚傳統(tǒng)文化，本來就是饒公的夙愿，自然得到了他的熱情參與鼎力支撐，他不僅親自審閱、校正我起草的《中國文化研究院倡立芻議》，還第一個在其上簽名。中國文化研究院在特區(qū)政府的關注下成立之后，饒公擔任了創(chuàng)院院長，汪老擔任了名譽院長，汪老逝世后，繼任的是許嘉璐教授。得到特區(qū)政府“優(yōu)質(zhì)教育基金”的大力資助和李兆基、邵逸夫等社會賢達的慷慨捐輸，我們又創(chuàng)建了超大型的文化網(wǎng)站《燦爛的中國文明》，下柰十八個系列、三百個專題，涵蓋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所有范疇。饒公對網(wǎng)站的總體規(guī)劃、架構、體例額、篇幅乃至文風，都作了具體而細致的指示。正是由于汪老、饒公的威望和影響力、感召力，我們的工作進行得特別順利，得到了全國文化學術界的熱烈響應和全力支持，季羨林、馮其庸、袁行霈、陳原、王元化、羅哲文、湯一介、張豈之、查良鏞(金庸)、金維諾、潘吉星、李學勤、張磊、林非、江藍生等權威學者、作家擔任了系列主編或顧問，每個專題作者亦大多為該學科的領軍人物，如安平秋、王樹村、王克芬、耿云志、嚴家炎、史金波、路秉杰、楊伯達、葉佩蘭、陳大康等。網(wǎng)站建成后在海內(nèi)外產(chǎn)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季羨林教授和許嘉璐教授異口同聲地盛贊其“功德無量”、“厥功鉅哉”，并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李長春、陳至立、許嘉璐、董建華等的首肯與好評。獲得了聯(lián)合國頒授的“世界最佳文化網(wǎng)站”大獎。當時饒公已辭去了院長的職務，但仍然很高興，諄諄誨導我說：“文化普及與學術專精都同樣重要，不要因為少寫幾本書懊惱，這工作同樣有益、有用?！?/p>

　　中國文化研究院及《燦爛的中國文明》網(wǎng)絡十余年來應對香港的文化回歸有所裨益，饒公孕育、哺養(yǎng)、扶植之功不可沒：

　　哲人其萎，但他的關愛，他的誨導，他的耳提面命，他的言教身教，已在我的生命中留下深深的印痕。這是一種永在的溫煦，這是一種不滅的策勵。我將永遠感恩他老人家的訓導與恩澤，努力做好自己應該做的事。

　　(中國文化研究院原院長 胡從經(jī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