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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奔新四軍
文/謝白秋（廈門大學原副校長副書記、福建省僑聯(lián)顧問）
1937年“七七事變”后，馬來亞檳城市的華僑抗日救國會為了適應抗戰(zhàn)新形勢的發(fā)展，改稱檳城華僑抗敵后援會。從此，檳城的抗日救亡運動迅猛發(fā)展，工、學、青、婦、商等各界抗日救亡組織如雨后春筍紛紛成立。全市成立了抗敵后援會總會，總會通過選舉產(chǎn)生執(zhí)行委員會，并從執(zhí)委會中選出小林、陳家光、李誠、陳文慶和我等5位常務委員，領導全市各界抗日救亡組織開展活動。
1938年暑假，我與陳文慶（又名陳凌）等同學受檳城華僑學生抗敵后援會的委托，經(jīng)檳城抗敵后援總會的同意，乘同學陳國隆的汽車由檳城南下，經(jīng)怡保、吉隆城、馬六甲、麻城、新山到新加坡，沿途串聯(lián)各地的學生抗敵后援會，成立了全馬來亞華僑學生抗敵后援會。
在新加坡，適逢“七七”抗戰(zhàn)周年，我們參加了陳嘉庚先生主持、新加坡華僑抗敵后援會發(fā)動的萬人紀念大會。會上，各界代表發(fā)表慷慨激昂的演講，與會者無不群情激憤，受到極大鼓舞。大家表示堅決支援祖國軍民抗戰(zhàn)到底，直至最后勝利。這個具有感染力、號召力的大會，有力地促進了全馬來亞抗日救亡運動波瀾壯闊地開展。
1938年8月，緊接著7月“豆潮”事件（為抵制奸商推銷日本黃豆，檳城抗敵后援總會發(fā)動全市工、學、商，罷工、罷課、罷市3天），檳城抗總決定發(fā)動一次規(guī)模巨大的紀念“九·一八”宣傳周活動，再次打擊懲治少數(shù)頑固不化的大奸商。宣傳周不久，我便被英帝國主義當局逮捕，并被指控為“危害治安”而判處一個月的徒刑，同時勒令我刑滿后，在一個月之內(nèi)自由出境。
小時候我在泰國首都曼谷度過，11歲寄居檳城姑母家，過著半工半讀的學生生活。在進步書刊、雜志的啟迪和進步同學的影響下，我十五六歲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入獄后，母親從曼谷趕來檳城，天天說服、動員我回泰國。我把回中國去延安的志向告訴她時，她啼哭不已。但我仍然毅然決然地返回祖國，奔赴延安。
1939年元旦，我登上開往香港的輪船，開始了渡重洋、越山川，奔向革命圣地——延安的征程。當駁船離開碼頭向輪船駛?cè)r，母親兩目無神，呆呆地站在碼頭上，揮手落淚為我送別。此時此刻，此情此景，我兩眼模糊，想到這一別，不知哪年哪月才能相見，淚水奪眶而出。
在船上，我見到了檳城組織的負責人阿寧和小林，以及20多位來送行的戰(zhàn)友，大家依依話別，群情激動，同聲高唱《告別南洋》和激昂的《畢業(yè)歌》。多年來同甘共苦的戰(zhàn)斗生活，深厚的戰(zhàn)斗情誼，深深地印在我的心底。
經(jīng)過幾天幾夜的航行，途經(jīng)新加坡、越南西貢抵香港。抵港后，我住在葉玉琛親戚開的店里。葉玉琛是檳城抗敵后援會介紹我認識的，他也要和我一道去延安學習。
幾天以后，新華社駐港記者約見我說：現(xiàn)在國共關系緊張，國民黨在西安辦集中營，路不好走，延安不能去了。他建議我們到皖南新四軍或東江抗日游擊隊去。一個星期后，這位記者又告訴我，經(jīng)研究同意我去皖南新四軍，從上海轉(zhuǎn)去。
春節(jié)后（約2月中旬左右）的一天，我們一行9人乘意大利皇后號郵輪抵達上海。由于事先有準備，所以沒有遇到什么麻煩，順利通過了日本兵的崗哨。
在辦妥去皖南新四軍軍部的手續(xù)后，我、葉玉琛和同行的印尼青年學生陳東波、吳義琛又登上了開往溫州的輪船。站在甲板上，憑欄凝視著在敵人鐵蹄下的東方大都市上海，心情沉重，低聲唱起一首新學會的悲壯歌曲：
我們已開始流浪，
離別了我們的故鄉(xiāng)。
故鄉(xiāng)，故鄉(xiāng)，
不久前，我們的歌聲，
曾飄揚在黃浦江上。
到如今，浩浩的江水，
背負了無數(shù)的恥辱和創(chuàng)傷；
妻和子、爹和娘、可愛的故鄉(xiāng)，
都隔在天的那一方。
在這里，只剩下了一個破碎的心房
和憤怒滿腔！
破碎的心房——
我們要結(jié)成一座鐵的墻！
憤怒滿腔——
我們要匯成一曲
洪亮的交響！
我們要打回我們的故鄉(xiāng)！
我邊唱著，邊想到我的童年、家庭和親愛的母親；想到像蔣光赤所著的《少年飄泊者》的主人翁一樣孤苦、凄涼的身世；想到已經(jīng)光榮犧牲的戰(zhàn)友們；想到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祖國和中華民族……歌罷，我已是熱淚盈眶。
我們輾轉(zhuǎn)青田、麗江、歙縣等地，最終到達新四軍云嶺軍部時已是3月初。找到日夜想念的人民軍隊——新四軍，我們這4個海外赤子異常歡欣、異常激動！
很快，我們都分配到戰(zhàn)地服務團工作，從此，開始了新的革命軍隊生活。
我被編到教導隊第七隊（政治隊）四班，學員共90人左右，都是從蘇南、溫州、上海來的青年，大都是中學生，還有幾個海外青年。他們家庭出身、社會經(jīng)歷各不同，年齡（最小的只有14、15歲，有的個兒還沒有步槍高）性格、特長各異，但抗日救國的革命意志是同樣堅定的。
1938年4、5月，由于新四軍軍威壯大，教導隊的影響日增，全國各大城市的作家、外國記者、社會知名人士紛紛來皖南新四軍軍部、教導隊參觀、采訪、慰問。王西雄等率領的菲律賓慰問團帶來了一個軍樂隊，他們中有不少人在慰問結(jié)束后就留下來學習或工作。這期間，許多大江南北敵后的愛國青年和星馬、泰國、越南等國的愛國華僑青年也紛紛前來投奔新四軍，要求到教導隊和戰(zhàn)地服務團學習。
戰(zhàn)爭的日子是艱苦的，我們居住在野生僻壤，睡的是稻草墊的雙層鋪，伙食費一天一角二分。記得后來由于敵人的封鎖和國民黨的反共政策，新四軍斷了供給經(jīng)費，日子就更難過了。皖南山區(qū)的冬天相當冷，對于習慣熱帶、亞熱帶氣候的人來說很不適應，手腳、耳朵生起凍瘡，甚至潰爛。
1939年臨冬令時，國民黨停發(fā)新四軍軍費，一時全軍面臨挨凍受饑的困境。所幸軍部特派泰國華僑巨商之子——軍政治部敵工部科長陳子谷在泰國募捐得數(shù)十萬元，方得解燃眉之急。
為了適應敵后游擊戰(zhàn)爭需要，我們的生活必須軍事化。漱洗一分鐘，吃飯五分鐘，理發(fā)三分鐘，夜間緊急集合三至五分鐘內(nèi)穿戴、全副武裝完畢，一般行軍每小時10華里，急行軍12至15華里。
3個月緊張、短促的政治隊學習結(jié)束之后，我與一批同學被分配到一大隊軍事二隊學軍事。學習結(jié)業(yè)時，大家高唱著雄壯激昂的畢業(yè)歌：這是時候了！同學們，該我們走上前線。我們沒有什么掛牽，縱或有點點留戀，學問中不易求得完全，要在工作中去鉆研，抗戰(zhàn)已經(jīng)到了眉尖，要在戰(zhàn)爭中鍛煉！我們要去打擊侵略者，怕什么千難萬險！我們的血已沸騰了！不除日寇不回來相見，快跟上來吧！我們手牽手，去和敵人決一死戰(zhàn)！……
（來源：廈門僑聲。本文由廈門《鷺風報》記者青云根據(jù)謝白秋先生撰寫的數(shù)篇文章綜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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